贵州还没成为全国最大茶叶种植面积的省份之前，牟家就是贵州茶界不可忽视的存在。而今贵州绿茶香飘四海，牟家依然产茶不算多，价格也没变。在牟应书带领下，家族四代14人从事茶产业，其中，有3名国家高级农艺师、2名国家一级茶艺技师、3名国家一级评茶师、1名中华茶人、1名中国制茶大师，以“春秋”为名，人立草木间。这是从湄潭“中央实验茶场”开始绵延的故事，有些人就是能揉了烟火人间和悲欢时光，在身体里发酵，不苦，倒生出甜的花香。

牟小玲就是这样站在茶田里，一身香气。

中央实验茶场的老师和可以穿针的茶尖

(资料图)

茶行如江湖，高手林立。

花果园的茶城，就是这样一个江湖。偏偏遇到口味刁钻的客户，没法子了，多半会推“春秋”：“您去试试。”

“春秋”是老茶行，一家四代传承，店铺题匾出自戴明贤先生。都说现在是“牟二姐”管事，但是铺子里走来走去也看不见“牟二姐”。

“牟二姐”总在车间里。爱见茶，不爱见人。

“牟二姐”名叫牟小玲，牟应书的二女儿。记者是在凤冈的制茶车间里见到她的，身有茶香，笑眯眯的样子，烫了的头发飞扬着，和炒茶机里飞舞的茶青一样，让人见了不自觉便心生欢悦。

中国茶学学科带头人、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宗懋曾到贵州春秋茶馆喝到“绿宝石”茶，泡到七次，茶味还不淡，“绿宝石”赢得“七泡好茶味”的美誉。

牟小玲站在飞扬的茶青边，脑海里就映出在永兴街上读小学的日子来。每到周日、假期，提着小茶兜去采茶。每天在饭桌上，父亲基本不说其他的事，都是在谈茶相关的各种知识，什么是一芽一叶、越采越发、如何分批采摘、采大留小等等，从小就耳濡目染关于茶的各种知识，不用特意去记，随口就来。

她特别爱看父亲牟应书炒茶。父亲右手中指有点残疾，只能用左手炒茶，但那些叶子好像被指挥的军队，从父亲大手的虎口处整整齐齐地排着队出来，茶叶拉直-压扁-拉直-压扁，有序前进，炒出来的茶，茶尖可以穿针。

牟应书是七八岁时从绥阳老家来的湄潭。

“9岁时，爷爷因为霍乱去世了，奶奶只能靠卖绥阳面养活3个小孩。”牟小玲说。

牟应书没有想到会遇见李联标。

抗战时期，浙江大学西迁，中国首个国家茶叶研究机构“中央实验茶场”在湄潭建立。当时茶界一批大师级人物如刘淦芝、李联标、张天福、朱源林等先生们，萌发了要为本地培养人才的想法，因此，创办贵州省立湄潭实用职业学校，开设茶科和蚕科。

1943年，还在湄潭中学念书的牟应书，遇见了常常来面摊买面的李联标，被极力说服去了湄潭实用职业学校念书。这个学校不收学费，每个月还补贴3斗米。

对于贫困的家庭来说，这个条件已经足够吸引人。

“你看，这一转眼就80年了。”牟小玲笑着说。

湄潭实用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艰苦，老师编好教材后，需要用蜡纸刻出来印刷。牟应书聪明，能吃苦，字写得好，成绩也好，每次都是老师让他刻蜡纸，多少补贴点家用。

其实这是个梦幻一般的学校，中央实验茶场的老师教专业课，浙大农学院的教授教基础课，两边共同办学。中国着名茶学家、茶树栽培专家，茶叶科学研究先驱之一的李联标，亲自担任牟应书的班主任。他说做茶的人不能抽烟，牟应书就真的一辈子都没抽烟。

毕业后，时任中央实验茶场场长的朱源林先生让牟应书去茶场工作，成为他们班唯一一个进入中央茶场工作的学生，并担任朱源林先生的助手一直到解放后。

解放后，国家急需外汇，贵州试制成功外销茶“湄红”“湄绿”及内销扁形茶“湄潭龙井”，并且还提供一部分红绿茶给西南茶叶公司出口，而贵州茶场的产量满足不了出口需求，因此开始大力发展农垦茶园。牟应书在囤子岩茶场开荒，无意中听到永兴当地人说那里有一片几千亩的丘陵地带，更适合种茶。

建立永兴茶场，是在1954年12月决定的，梦想是要建成中国最大的茶基地。1955年，牟应书作为队长，前去开荒，还发明了叉锄，就是将平板锄改成两根尖尖的齿。

今天，永兴真的成了中国面积最大的茶叶种植基地。

这便是牟小玲在永兴童年时光的底色。1954年出生在湄潭，6岁时搬去父亲工作所在的永兴。“那时生产队采茶，茶厂制茶，分工很明确。一个生茶队正式的员工只有几十到一百人，根本采不完，常常会找大量的临工。我们只要有空就会去参加采茶，每次我采的茶，都会被收青的叔叔阿姨夸，说采得特别标准。记得有一件猪肝色的外套，斜挎着一个茶兜，从春到夏，衣服除了背茶兜的地方，其余部分都被晒变色，可见采茶的辛苦。”

漫山碧芽是绿宝

花季年华的牟小玲，开始跟着大人挖土，学会了“亮脚”，就是把茶树根下的残枝落叶掏干净，形成通风的通道。回家，听父亲在饭桌上讲什么是浅耕、中耕、深耕；如何开沟施肥，自制农家肥，用油渣饼施肥，堆肥发酵，加入牛粪发酵；怎么修剪，什么时候修剪茶树

……

1975年，21岁的牟小玲正式在茶场有了工作，后来，不管是调到湄潭制茶工厂，又或是考进广西农垦职工大学的农经系财务专业上学，总是和茶分不开了。

“1991年父亲退休后，总觉得自己一身‘武艺’没能发挥出来，还想继续从事茶品开发，就让我们出来和他一起开公司，从事茶叶的技术服务及茶产品生产、研发及经营。”牟小玲说。

1999年，农科院后面一片茶山被牟应书和家人承包了下来，开始做产品研发。这个200多亩的茶园，几经易手都没有做起来。牟应书考察后，发现是因为修剪不好，茶园管理差，导致产量低，入不敷出。

牟应书觉得，贵州高端名优绿茶，无一例外都以独芽或一芽一叶初展为茶青原料。独芽、一芽一叶的细嫩茶青产量低，生产时间短，成本高，这也导致贵州绿茶产量少价格高。这既不能做大规模，也不能提升市场竞争力。

他多年试图研发用一芽二叶、三叶的茶青为原料，可以机械化量产的高品质绿茶，实现机械化加工，标准化生产，做出普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。

2001年新产品研发成功，一家围着喝茶，该茶盘花颗粒状，绿润带毫，栗香浓郁有奶香，滋味醇厚饱满，大家都觉得是好茶。

“父亲随口取了‘绿宝’的名字，因为他始终认为世界最好的绿茶产在中国，中国最好的大面积产优质绿茶的地方在贵州，

贵州的茶是个宝。我说这茶是颗粒状像宝石一样，叫‘绿宝石’吧。然后我们就开始注册，在市场上试卖。”

牟小玲说，茶树生长对环境要求很高，外省也有很多好的茶，但不像贵州整体的立体的生态环境这么好，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，全境高山茶，能够大面积产好茶。其他省的一芽三叶没有贵州茶持嫩性好。所以开发一款以一芽二、三叶为原料，生产出具有名优茶风格的产品，又能规模化生产，成为一家人开发茶叶新产品最大的追求。

“绿宝石”茶研发成功，但在农科院承包的茶山一年只有6000斤左右的干茶，供不应求。湄潭和凤冈都想把牟应书一家人引过去。

虽然湄潭茶技术比较先进，但凤冈是新茶区，非常缺技术，再加上田坝有几百上千亩福鼎大白茶品种，牟应书决定去凤冈田坝建加工厂。

当时凤冈田坝的茶鲜叶，收购价只有8毛-1.5元，当地也只有零星几个加工厂。牟应书带去了新的技术，建立加工厂，农户的鲜叶从4元一斤开始收，高的甚至达到8元一斤。进厂4元，验收不上的出厂门茶价便低一半，工厂的厂门都要快被挤爆了。后来，来交青的农民太多了，一条生产线实在做不完，只能想个办法，用尺子量，80%达到7厘米的才收。

家里的生产压力越来越大，牟小玲也放下了其他的事务，全身心投入到制茶中。

做红茶成了牟小玲的一份执念。

父亲一点点教她红茶怎么萎凋、怎么发酵。没有发酵机，只能采取土法发酵，在地上泼上水，用水把竹簸打湿，放上揉捻好的茶，上面盖上布，湿度不够时喷点水。

最先做出的时红条茶，但颗粒状的红宝石怎么做，没有经验。不可能造好形再发酵，不然里面无法发酵到位，只能先发酵再造型，这也是技术难题。由于没有经验，不知道发酵到什么程度开始造型，完全是陌生的，就一点点开始试。

试了3年，试验无数次，2011年才形成成熟的工艺。除了最早用福鼎大白茶品种做的“红宝石”外，还在凤冈发现有金观音这个品种，这是一种高香型的品种，制出的茶有甜花香。于是“红宝石”有了两种不同的香型，一种甜香型，一种是花香型。

由于要反哺茶农，一芽二三叶的茶青最低保护收购价是4元。由于当地茶叶的含水量比较高，其他地区4斤左右鲜叶可制作一斤干茶，凤冈的需要4.5-5斤鲜叶才能制作一斤干茶，成本大大增加。在田坝，茶叶已经产业化、规模化，夏茶鲜叶收购价可以低到一两元，一斤干茶卖价只要15元。为了保证茶农的收益，一斤质量最普通的炒青成本要30元，工厂生产一斤干茶与市场价比高出10-15元，导致牟家暂时只能不做夏茶，只做春茶。

看着满山的茶没人釆，心疼得不得了，便不停地走出去。2014年牟小玲去北京参加茶展，发现白茶卖得特别好，一个357克白茶饼可以卖到180元。“天呐，贵州漫山遍野都是这种原料。”牟小玲心里一震，回来立马开始研发白茶，当年6月份做了600斤，就是今天的锌硒老白茶“白牡丹”。

牟小玲想着，只能努力尽量去做，不浪费贵州这么好的原材料。

69岁的牟小玲说，父亲为贵州茶奉献一辈子，对物质要求很低，对事业要求很高。作为茶人的后代，如果做不好茶，真的愧对这片山水。

说这话的时候，茶田里拂过一阵风。

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张竞文 舒畅

编辑 郝梦

二审 钟俊怡

三审 赵宏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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